2013年12月12日，美国泰克斯特朗空地公司的“蝎子”首飞成功，如果有确认的用户和订单，批量生产可以在2015年开始。这是一架双座低成本喷气式战术飞机，采用全复合材料机体，两台霍尼韦尔TFE731（台湾IDF战斗机使用的F129的非加力型）涡扇发动机，可用于对地攻击、战术侦察和飞行员训练。公司预计单价低于2000万美元，但更加引人注意的是“蝎子”所代表的低成本战术飞机技术路线。“蝎子”在6个外挂点上可以携带2800公斤武器，甚至还有机内武器舱，可以挂载1400公斤武器，最大的卖点在于预计每小时飞行费用只有3000美元。相比之下，比奇T-6涡桨教练机的每小时飞行费用也要2200美元，喷气式“蝎子”的性能无疑要高得多，性价比突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中，美国空军主要使用F-15E、F-16 和A-10作为空地攻击平台，但即使是“低端”的F-16每小时飞行费用也高达14000至25000美元（根据不同算法而浮动），真正低成本的“蝎子”因此格外引人注意。在低烈度战场上，F-15E或者F-16那样的高性能战术飞机并无必要，甚至A-10都是不必要的奢侈。“蝎子”这样的低成本战术飞机具有足够的性能，而购置和使用成本大大降低。在军费日益紧张的今天，这具有无可置疑的吸引力。事实上，低成本战术飞机的概念不仅在美国引起注意，在中国也引起关注。中国空军依然拥有大批强-5，虽然与“蝎子”所代表的低成本概念有很大的差异，但很多人对强-5的替代有很大的疑惑：难道中国空军也要“盲目”学习美国空军的全盘高端做法，用苏-30、歼-10和“飞豹”这样的高性能中型、重型战术飞机全盘替代低成本、中等性能的强-5一级的战术飞机？这样的奢侈是否脱离中国国情实际？



随着战斗机成本的不断提高，“低端”的F-16的每小时飞行费用也要14000-25000美元（根据不同的计算方法而浮动）




真正的低成本战斗机“蝎子”因此而格外引人注意




“蝎子”的使用费用只有3000美元/小时，比涡桨教练机高不了多少






双发的“蝎子”不仅适合作为教练机使用，还可作为低成本战斗机使用





小飞机有着大弹舱，可挂载1400公斤武器

　“蝎子”计划在2011年启动。泰克斯特朗空地（Textron AirLand）公司是泰克斯特朗和空地两个公司的合资企业，团队还包括塞斯纳和贝尔的人马。“蝎子”大量采用塞斯纳公务机的现成技术，原型机总装也是由塞斯纳的威奇塔工厂负责的。与通常的军用飞机项目不同的是，“蝎子”不是起源于美国国防部或者军种技术要求，而是公司团队自行进行的需求分析。“蝎子”的主要任务包括反恐怖/反暴乱/反游击作战、救灾侦察、和平时期防空巡逻和其他低烈度作战，如边境巡逻、海上巡逻、反毒、反走私等，经过简单改装，也可以用作教练机，泰克斯特朗空地也确实有意用“蝎子”参加美国空军T-X教练机的投标。作为低成本战术飞机，泰克斯特朗空地预计第三世界国家为“蝎子”的主要用户，但更加希望美国空军或者空中国民警卫队首先订货。美国空军没有对“蝎子”表示兴趣，但美国空中国民警卫队或许会有兴趣。这不光是因为“蝎子”的购置和使用成本低廉，也因为美国国内法律的限制，很多可以使用低成本无人机的任务必须由有人飞机承担，这样低成本的“蝎子”就有格外的吸引力。至于海外用户，典型用户或许使用涡桨飞机执行“蝎子”擅长的低烈度任务，但希望升级到喷气式飞机；或者愿意承受一定的性能降级以换取开支降低，这样就可以用“蝎子”取代F-16这样的“过度性能”战斗机。当然还有由于法律或者技术理由而无法用无人机执行低烈度任务而需要“蝎子”这样的低成本有人战术飞机这样的情况，如美国空中国民警卫队的国内救灾侦察任务。


低成本战术飞机的概念并不新颖。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空军使用道格拉斯A-1“天空袭击者”螺旋桨战斗机执行反游击任务，取得良好的战果。在伊拉克、阿富汗作战期间，用F-15E、F-16轰炸基地或者塔利班的帐篷这样牛刀杀鸡的做法不断受到诟病，要求“野马再来”的呼声不断，不过这“野马”不是大名鼎鼎的北美P-51“野马”，而是不入航空迷法眼的北美-罗克韦尔（现波音）OV-10“野马”。OV-10观察机在越南战场上也曾大量改装为武装型，不仅适合于前沿长航时观察，还可以对突发目标就近攻击，很受地面的美国大兵欢迎。但美国空军最接近“低成本”的战术飞机还要算A-10攻击机，这个庞然大物围绕着一门巨大的30毫米航炮设计，空中射击时后坐力号称可以使飞机倒退，这当然是夸大其词了。不过A-10的技术要求是在70年代“空地一体战”条令时代形成的，主要目标是坦克集群，其30毫米航炮就是为了击穿主战坦克的顶装甲而设计的，用于低烈度作战依然是牛刀杀鸡。A-10的使用成本低于F-15E和F-16，但依然大大高于“低成本”，难怪美国空军老是在琢磨要把A-10退役，好腾出经费用于“正经”的战斗机，在过去这是F-15、F-16，在今天这就是“多灾多难”的F-35。



低成本战斗机的概念并不新颖，越南战争时期，道格拉斯A-1就曾成功地应用于反游击作战





北美OV-10也大量改装为武装型，用于近距对地攻击





“低成本”的A-10是围绕着这门变态的航炮设计的，有这尺寸和重量打底，不可能真正做到低成本


　低成本战术飞机在美国始终难产，在世界其他国家倒是多有结果。以涡桨和喷气支线客机著称的巴西飞机公司在成功的“超级巨嘴鸟”涡桨教练机上，推出武装型A-29；以公务机和通用飞机起家的美国比奇飞机公司也在成功的T-6“得克萨斯人”（改进自瑞士皮拉图斯PC-9）涡桨教练机基础上推出武装型AT-6。更加高端的还有武装化的英国“隼”式、捷克L-59或者韩国“金鹰”，这些具有不俗性能的高级教练机在设计时就考虑了加装武器和专用航电的问题，可以作为低端战斗机使用，但成本也随之大大提高。所谓低成本、高性能，那是一个神话。高性能战斗机成本高昂，但这些战斗机也是尽可能压缩成本的结果，最后的结果是一分钱一分货，没有换一个名目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低成本高性能的道理。难怪这些业余战术飞机的销售业绩都是平平。一流空军看不上这样的业余战术飞机，二流空军则多用一流空军退下来的二线战斗机，或者用使用费用更低的通用飞机和经过武装化改装的直升机。这倒不见得是各国空军眼高手低的缘故。




巴西“巨嘴鸟”涡桨教练机有武装型





比奇AT-6也增加了翼下挂架





捷克L-159是L-59教练机的武装型






韩国FA-50“金鹰”更有战斗机的样子，但发动机也是“纯血”的F404，和F-18战斗机相同，成本低不下来

　　低成本战术飞机在低烈度作战与和平时期使用中的性价比无疑大大高于具有“过度性能”的高性能战斗机。在和平时期或者准战争时期，反恐怖/反暴乱/反游击作战、反毒、反走私等都不需要高性能战斗机，日常防空巡逻、边境巡逻、海上巡逻、救灾侦察也是如此，这些正是低成本战术飞机存在的理由。问题在于空军的使命。空军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保卫国家的天空，支援地面作战，这些都是高烈度全面战争的使命，而上述低烈度作战最多只是副业。在和平与局部战争时代，人们看到的大多是低烈度作战，效费比的位置很重要，但高烈度全面战争才是可以要一个国家性命的情况，因此空军的组织、训练、装备只有以高烈度作战的需要为基准。在与对等对手的高烈度全面战争中，空军只有把全部高端资产统统压上去，才能保证不败之地；对于优势对手，把所有高端资产都压上去都嫌不够用；而低成本战术飞机在这样的场合用处有限，徒然分散国防资源。在有限资源条件下，资源应该投入到最有成效的地方。对于空军来说，这就是高端资产最大化。多于未来战争所需要的高端资产，当然是过度投入，是浪费；但少于未来战争所需要的高端资产，国家安全就难以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做的事情是以国家安全需求为上限的高性能战斗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最大化，分出资源投入到低成本战术飞机并不解决高烈度作战的效费比问题，因为低成本战术飞机不能完成只有高性能战斗机才能完成的任务。相反，高性能战斗机可以完成低成本战术飞机的任务，只是资源配置上的浪费而已，但国家安全依然有保证。硬要配备低成本战术飞机的话，实际上需要建立两支空军，一支专用于应付国运攸关的高烈度战争，另一支专用于注重效费比的低烈度战争，这实际上抵消了低成本战术飞机部分取代高性能战斗机的所有节约。


　在这里，有人会用革命战争年代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民兵三结合的模式，来说明低成本战术飞机的地位。但历史的经验要放在历史的环境下解读。在革命战争前期，我军面临的有限资源问题是不可能组建足够数量和质量的野战军，战场条件也不需要远程机动和富有进攻性的野战军，因此地方部队和民兵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但不要忘记，三大战役和进军全中国最后是靠四大野战军完成的，而不是地方部队和民兵。也就是说，战争的胜利最终靠的是进攻，靠的是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靠的是高端资产。事实上，在解放战争后期，大量的地方部队经过战火的洗礼，升级为野战军，有的甚至成为王牌主力，进一步说明了高端资产的作用。但低成本战术飞机不具备升级为高性能战斗机的潜力，否则低成本也无从谈起。

　　也有人会用伊拉克、阿富汗、越南等地的游击武装来说明低端资产在面对强敌时的作用，这是对低成本战术飞机的另一个误读。伊拉克、阿富汗、越南的游击战争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游击武装依靠简陋的武器装备，利用复杂地形或者人烟密集地区对优势的占领军发起攻击，但这样的作战条件对于空中战场并不存在。空中力量在本质上是进攻性的，由于对跑道、开阔地和技术支援的依赖，不易隐蔽出动和返航、整补、再次出动，不存在用游击战术抵抗优势占领军的空间。低成本战术飞机可以从简易跑道起飞着陆，但在现代侦察手段面前，这些简易跑道依然容易被发现、被摧毁、被占领，并不像武装分子那样可以混入人群、隐没到环境中去、随时随地发动攻击。在最需要低成本战术飞机的人烟稠密地区，这样的简易跑道更难隐藏，否则也就谈不上优势占领军了。高山荒漠里或许容易隐藏一些，但燃油、弹药、维修难以保障，低成本战术飞机有限的航程和载弹量也难以对远方的战斗发挥影响。即使勉强升空，天空也是比地面“纯净”得多的战场，缺乏高性能传感器、电子对抗能力的低成本战术飞机的生存力很有限。在难以隐蔽的天空，面对高性能战斗机和现代化防空系统，低成本战术飞机就像在开阔地上面对现代主战坦克但只有突击步枪的徒步游击武装，生存力和战斗力堪忧。

　　但低成本战术飞机所适合的和平与准战时条件的作用是确实存在的，比如，“蝎子”或者“超级巨嘴鸟”这样的飞机用于攻击高山荒漠上疆独暴恐分子训练营地或者拦截海上走私分子的高速快艇远比出动苏-30更合适，问题是这不是空军的使命，而是武警、海警、边防的任务。换句话说，确实有组建专用于和平与准战时需求的第二空军的必要。这和武警装备镇暴装甲车是一样的道理，武警的镇暴装甲车与陆军主战坦克之间不矛盾，也不会因为武警装备了镇暴装甲车，而陆军就可以减少装备主战坦克。事实上，这才是低成本战术飞机的定位。换句话说，中国需要低成本战术飞机，但位置不在空军，而在武警、海警、边防这样的准军事力量。在数量上也不会太多，就像武警镇暴装甲车在数量上不能与陆军的主战坦克相比一样，所以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构成高性能战斗机的补充。



在中国，强-5的换代与低成本战斗机情节紧密相关





但强-5的换代只能是苏-30、歼-10、“飞豹”这一级的先进战术飞机，这不是不必要的奢侈，而是战争实际的需要


　　至于强-5，这是一种老旧的平台，基本设计来自与并不适合对地攻击的米格-19，低空低速性能平平，缺乏装甲和强大的航炮火力，也缺乏简易跑道出动能力，并不适合和平与准战时时期的任务。强-5的成本低廉只是由于时代的原因，而不是特别精妙的设计思想或者技术细节。强-5的替代只能是苏-30、歼-10、“飞豹”。这不会是一对一的替换，而是根据国防需要的不等量替代。这不是奢侈或者食洋不化，而是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必然。

　　至于美国，美国对世界警察的自我定位使得美国空军对高性能战斗机还是低成本战术飞机有着特殊的纠结。美国国内低烈度作战的需求不高，但海外低烈度作战的需求很大。另一方面，美国不仅自诩为世界警察，也自封为自由世界的保护者，所以美国空军要同时兼顾高低烈度作战。美国空中国民警卫队作为美国空军的补充，一方面是国土防空的主力，另一方面是空中远征军的补充，在装备上要向空军靠拢，而不能专职低烈度作战。把国民警卫队建设成相当于武警的准军事力量而不是预备役，海外低烈度作战由国民警卫队专职，这是可以的，但这是对国民警卫队的重新定位，涉及到美国的整体军事架构，甚至宪法问题。国民警卫队的地位是宪法规定的，重新定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这样的彻底军事改革之前，低成本战术飞机和低烈度专职作战单位依然在美国军事体系中没有位置。但美国海岸警卫队、反毒局、海关与边防局不仅可以采用低成本战术飞机，事实上已经采用了，只是不是“蝎子”这样的，而是以大型涡桨飞机（如P-3）或者无人机（如“捕食者”）为主。








美国海关的MQ-9和用于追踪毒贩的P-3AEW&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