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抛开政治的因素,只讨论战争本身,那么游击战本身只是服务于战争目标的战术之一,而所谓的游击中心论,实际上是忽略了战争目标,强行把战术拔高到战略的高度,犯了典型的教条主义错误,而至于“弱小的国家借此打败强大的国家”,我看倒更像是宣传战,而非游击战。
而从实际战争上讲,游击战起到的作用主要并非杀伤,而在于牵制,引诱和误导敌人,为运动战提供机会,在战场的某个区域中,双方获得信息的能力直接取决于投入的兵力和后勤是否充足,以抗日战争和三大战役为例,帝国主义军队严重依赖其铁路线和公路网的补给,而游击队就食于民,依托后方根据地,后勤兵员充足,故而可以频频出击,在战场信息权上占据优势,进而在战术上占据主动。
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
【抗战十个月以来,各种表现急性病的意见也发生了。例如在抗战初起时,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把日本估计过低,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 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
通过这段辩析可以看出,当时的毛泽东将运动战放在了全体战略的高度,而将游击战放在了局部战术的地位,但游击战也有其弊端,那就是当敌人投入空军时将难以为继,空军拥有的机动性可以改变整个战局的态势,为己方军队提供信息上的主导,这是当时依靠一双铁脚板的中国军队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而庆幸的是,日本将大部分空军投入到了太平洋战争,不然阳明堡大捷绝难发挥如此大的作用。